邓朴方外逃最新消息 新闻资料邓小平与卓琳的眷眷爱子之心

时间:2020-12-14手机版

1970年9月13日,邓小平在给汪东兴的信中,又一次提到了儿女们的事:

“在医院的大儿子邓朴方,据说治疗方面有一点进步,过去非用人工挤掏,不能大小便,现在能自己小便、勉强能大便了。这使我们很高兴。他的生活由中央办公厅直接照顾(据说每月30元,伙食25元外还有5元零用,很好了)。大女儿邓林仍在河北宣化,他们学校还在搞运动,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分配。如果分配工作的时候,我们夫妇仍希望你能给以帮助(上次信提及此事)。其他几个孩子,都在农村劳动,一在山西忻县,一在陕北富县,一在汉中宁强县。”

1970年9月,邓小平突然接到通知,说组织上认为邓朴方病情有所好转,决定出院,由一护理人员送来南昌同他们一块生活。

这个消息对邓小平和卓琳来说,太突然了。儿子的病情究竟好转到什么程度,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送到这里他们有无能力照顾,等等,使他惶惑不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邓小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写信给汪东兴,向中央求助。

“从邓林那里得知,邓朴方治疗确有进步,已可以自己小便,虽还很困难,但勉强可以自己大便。但是据我们揣想,他下半身还是完全瘫痪的,一切行动还要人搬动,不会好得这样快。如果邓朴方还是瘫痪的,行动必须有人帮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是3个老人,我的继母七十几岁了,我67岁了。卓琳虽只有55岁,病很多,身体还不如我们,高血压较严重(最近低压又由100上升到116,高压180多),心脏病也在发展。我们是没有能力照顾他(朴方)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如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大效。所以,我们恳切地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要求你的帮助,要求党的帮助。”

邓榕说:“从信中完全可以看出,一个父亲的焦虑心情。如果儿子真来江西,不但他们3位老人无力照看,儿子惟一获得治疗的权利也将丧失。不是处于这样万般无奈的境地,父亲是不会张口向人求助的。”

几个月后,邓朴方还是被赶出了三〇一医院,送进了北京社会救济院。得知此消息后,卓琳马上决定,把儿子接回来,以她的多病之躯,亲自照顾他。

邓小平毫不犹豫,立即提笔,给汪东兴写信。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邓朴方现在的情形,我的妹妹邓先群最近去看了他,把情形写信告诉了我们。现将她的来信附上,不赘。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3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什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照料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的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好做准备,免得临时仓促。静候你的指示。”

邓小平的一片爱子之心跃然纸上。

历尽周折,1971年夏天,邓朴方终于获准到了江西。

邓朴方到江西后,邓小平担负起了最重的工作:每天帮助邓朴方翻身、擦澡。卓琳干最脏的活,倒屎倒尿,换洗弄脏了的垫布。夏天的南昌非常炎热,为了怕邓朴方长褥疮和蹭破皮肤,邓小平夫妇每天一次或数次为他擦身洗澡,还搽上粉,以保持干净,保持干燥。

有时,邓小平还用车子推着儿子去晒太阳、散步,与儿子一起聊天,调节他的情绪,帮助他鼓起生活的勇气。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邓小平和卓琳还把从北京家中带到江西的藏书送到邓朴方的床头,有《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马列经典著作、中外文学名著等等。

在生活上,邓小平、卓琳和夏伯根还对邓朴方实行“优待政策”,把自己家种的最好吃的菜,自己家里养的鸡下的蛋都留给他吃。孩子长期卧床,胃口不好,三位老人就换着花样为他做各种可口的饭菜。

说起这段经历,邓朴方感慨万千:“江西那段日子整天都和父亲呆在一起,应该说是与父母贴得最近的一段日子。家庭温暖,天伦之乐。有时候也不是乐,是苦,但乐在其中。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的每件事情都非常认真细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做大事很认真。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做那种小事也非常认真。这时候我就会感到心里酸酸的。”邓朴方在家里整日躺在他的木板床上,每日只有看看书,听听广播。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不但学习好,还特别会动手,做无线电和各种电机方面的活儿。看着他27岁的大好年华,一身的学问和技能,却只有瘫痪在床终日闲居,邓小平心有所思。

一天,在工厂邓小平问修造厂的车间主任陶排长:“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陶排长很奇怪,老邓在厂里干活,一般只是来时和大家招呼一下,然后就拿着锉刀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地在钳工台上锉东西,从来不多言语。今天老邓主动提问,一定有什么事情,不过这个小厂里的确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活,或者修理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干?”陶排长问:“老邓,你打听这些东西要干什么呀?”邓小平告诉陶排长,儿子邓朴方在家里闲着,他会做一些机电和无线电活儿,能给他找点事情干就好了。陶排长听后明白了。和老邓相处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已很有感情,他真想能够帮上这个忙,但苦于厂里实在没有这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不甘心,又问陶排长:“厂里没有这方面的活就算了。你们家有没有收音机呀,如果坏了可以让他修修。有点事做,总比整天躺在床上闷着好。”

老邓这样为儿子操心,令陶排长非常感动,但他只能告诉老邓:“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4个,最大的才读小学,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

听了此话,邓小平不再言语了。不是因为没帮儿子找到活干,而是这个普通工人的一席话,引起了他的感慨。建设社会主义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一个工人家庭连一台收音机都买不起。作为一个前领导人,他感到痛心。

1971年11月,邓小平在工厂听了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罪行材料后,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喜乐心情,表达了对中央决定的坚决拥护。提出了希望再做些工作的请求,同时又提及了家人的问题。

邓榕说:“父亲这个人,首先是个政治家,因此,政治问题和大的问题,在他心中,永远排在第一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又是一家之长,是丈夫、是父亲。家庭和亲情,也永远在他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在他给毛泽东的、谈有关他政治生命的大事的信中,他还念念不忘他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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